曾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的柯伟林(William C。 Kirby)是知名中国通，现在有着哈佛大学中国研究T。 M。 Chang讲席教授、商学院史宾格勒家族工商管理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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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的柯伟林(William C。 Kirby)是知名中国通，现在有着哈佛大学中国研究T。 M。 Chang讲席教授、商学院史宾格勒家族工商管理学教授等身份，并受聘担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投资教育基金理事。身为历史学家的他，习惯了从历史的视角看中国。柯伟林近日在北京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表示，中国出色、积极地利用了和平环境，中国很强大，但尚未达到应有的自信。
今天的东亚像一战以前的欧洲，这完全是胡说
环球时报：您怎么看“中国梦”？
柯伟林：事实上，从孙中山开始，中国领导人就一直在谈论民族复兴。上世纪40年代，中国摆脱了不平等条约，结束了一个世纪的屈辱史，并在二战胜利后成为一个强大国家。过去二三十年只是中国崛起的最新章节，中国恢复往昔的显赫与权威不可避免。
环球时报：在您看来，中国崛起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柯伟林：我觉得是政治改革问题。这项挑战并不容易。我不推荐任何国家去模仿美国的政治制度，就像我从不建议任何大学去复制哈佛，因为这项工程过于复杂。在20世纪初，中国丢掉很多历史制度：帝王制度、科举制度以及粘合国家与社会的乡绅制度。此后，中国从国际社会的菜单上攫取了各种各样的选项：宪政共和国、袁世凯的“中华帝国”、军阀割据时期无法无天的军国主义、上世纪30年代短暂的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50年代的斯大林主义以及由此衍生的60年代的毛泽东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