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国尚未解决边界分歧。旷日持久的谈判由于中国提出的新要求而复杂化，并使几年前为力争最终解决而确定的政治参数变得无足轻重。
1953年春天，达赖来北京，我是机组人员。不过，达赖本人坐的是空34师师长胡萍开的那架飞机。那时候的运输机只能坐十几个人，随行人员近百人，只能一个机群，4－5架飞机。我记得飞机里头挺宽敞，都是沙发，比现在当然要简陋一点了，但是在当时是很高级的。
那种飞机速度慢，时速只有220公里，还不如现在的高铁快。
在朝鲜一年半，执行中立国任务
1952年，我从四川调到北京，改装“伊尔－12”，到1953年才完成。我带了一个中队、六架飞机，到丹东待命，准备参加抗美援朝。可还没来得及入朝，朝鲜空军出事了，朝鲜一名飞行员驾机叛变投敌，飞到南朝鲜去了。
连累我们进行整治检查、清理队伍，后来把六架减到四架，又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政治教育。进了朝鲜没几天，朝鲜又有一架飞机叛变投敌。我们又受影响，四架飞机回来，重新整顿，人员也重新调配，飞行员的政治条件就要求更高了，四架飞机的机长是四个大队长。
我到朝鲜时已经停战了，我们主要执行中立国的任务。当时是五个中立国，印度、波兰、捷克、尼泊尔、土耳其。北边有五个口岸，南边有五个口岸，我们在朝鲜这边的口岸执行接送中立国人员、撤兵、撤回物资。
当时还有一部分志愿军在朝鲜驻守，所以我们还负责运入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