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哈里斯18日在东京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就菲律宾的救援活动表示，美国和包括日本自卫队在内的盟国之间的合作进展顺利。
但是，这种历史记忆只是部分西方人士的选择性记忆。在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同期的中国，以孔子学说为核心的儒学已经独树一帜，近悦远来、敦邦睦邻、协和万邦、厚往薄来和宣德于外等成为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的指导思想。在早于世界地理大发现的明朝时期，郑和七下西洋开展的就是和平外交。但是，这些历史并没有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主流记忆，因而也失去了其本来应该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即使在西方，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也有和平互换位置的例子，例如英国和美国位置的转换。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近70年间，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关系的调整并没有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最初是在局部范围内开始的，如德国和法国从煤钢联营做起直至欧共体(欧盟)的建立和发展；此后是在整个西方阵营，如德国和日本在经济上的崛起并没有导致它们和美国之间的战争；再后是苏联和美国的竞争也始终限于双方不诉诸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冷战”；最后是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以和平方式结束。
如果说，核武器的毁灭性后果制约了美苏在冷战时期采取直接战争手段消灭对方；那么，各大国在全球化时代空前的相互联系、交流和依存程度，则具有积极的营造和塑造意义。事实也正如此，自尼克松访华以来的40多年里，中美两个大国在社会经济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模式等领域存在巨大差异，但经济相互依存和政治互动日益密切，已经具备了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些基本元素。现在中国正式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具有创造科学发展、自主发展、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的新历史意义。
新型大国关系既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也是时代继续发展的需要。只要中国和其他大国共同努力，国际社会就有可能在多极化和全球化时代走出一条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共同发展之路，形成新型大国关系的时代潮流，奏响和平发展的时代新乐章。
三、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