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哈里斯18日在东京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就菲律宾的救援活动表示，美国和包括日本自卫队在内的盟国之间的合作进展顺利。
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建构目前尚处于初始阶段，需要在其时代背景、理论体系、主要内涵、不同类别、基本议题和指导、操作意义等方面继续发展和完善。现就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初步的研究和探讨。
(一)新型大国关系的国际体系意义。大国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大国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国际体系的走向。中国正在总结和提炼二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和平过渡与转型的内在逻辑关系。二战以后的美苏冷战而不是热战对国际体系的转换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存在最低限度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准则。共同利益就是避免战争，共同准则是在冷战对抗、特别是在危机中将此置于最优先地位。(13)冷战的结束及以后的国际体系转型基本上都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其间发生的两次“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等都不是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为争夺国际体系主导权而进行的战争。在世界各国高度相互依存的今天和明天，人们有理由相信大国间的和平竞合关系不仅有可能得以延续，而且还可以创造和平新模式、走出和平共生的新道路。
(二)新型大国关系的价值观意义。价值观涉及对国际关系的根本认识和判断，是国际关系理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国际关系的价值观又因不同背景、环境和利益而具有多元性和多样性。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重在为现有制度合法性辩护和扩张，很少有人愿意去讨论发展中国家的公正合理的要求。在千折百回的国际关系民主化潮流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关于国际体系改革的要求形成了新一轮的时代冲击波。中国政府倡导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重点在于塑造未来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中国学界也在突破禁区，开始讨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价值观问题。持悲观态度的学者认为：“中国在文化与价值观上跟西方主导的普世价值体系的差异，已经成为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中的焦点。作为新转型的现代化大国，中国的价值观与国际体系的冲突难以避免，目前中国在国际体系中遇到的问题，均与深层次价值体系之间的差异和冲突相关联。我们可以从中美两大国的价值观比较的角度，来观察这种关联。”(14)但是，乐观的学者认为；“中美双方价值观在许多重要方面是相通的，如共奉市场哲学，共用国际基本游戏规则，共享全球化成果，共同面临各种全球问题的挑战……随着双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的逐步缩小，两国在价值观和政治哲学相通的一面会进一步显现，共识会进一步增加，在一些问题上的差异会进一步缩小，通过平等对话增进相互理解与沟通会更加顺畅。”(15)作者认同乐观意见，认为通过“存量共处与增量共塑”是可以做到中西方在价值观上“和而不同”的，当然这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