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崛起的中国很自然地希望获得更多尊重和更大的国际发言权。它对于过去所遭受的侵略备感屈辱。
“洋务运动”为何以失败而告终？当年李鸿章有一段为人们所熟知的话：“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变革思想主导下，“洋务运动”虽然引进了不少西方的近代武器装备，但由于固守腐朽没落的“朝制”，试图通过小修小补解决问题，使得社会和军队组织体制机制的改进甚微，即使是新建的海军，官制也完全按旧军制，而且具有浓厚的私属性和严重的派系，甚至海军建设本身最后也成了利益分赃。晚清社会内部的不同利益集团，皆以自己固有的狭隘利益为出发点，而忘记了变革图强之大义，实际上都成了埋葬北洋舰队乃至大清王朝的掘墓人。
甲午战败之后激起的一场新的“戊戌变法”运动，也在旧政治利益享有者的极力反对、抵制、绞杀下，前后仅百余日便告破产。
当时清政府雇佣的一个英国雇员——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比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哈欠伸腰，我们以为它醒了，但过了一阵，却看它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哈欠，又朦胧地睡着了。”
正如百川东去，历史总是在变革中迸发前行的力量。而变革与现代化如影随形，相互激荡。
绵延35年的“洋务运动”，已经化为历史的烟云。国运沧桑，甲子轮回。今天，历经35载的改革开放，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时代节点上。
历史上每次大的海战，都将决定两个国家的命运。落后就要挨打，但就甲午战争而言，仅作此分析还不够。
回眸历史可以发现，任何改革创新，都不可避免地冲击既定规则，触及既得利益。而体制机制的障碍，既得利益格局的制约，往往会成为变革中难以解开的死结。在近代社会、军事变革中，中国错失了一次次良机，酿成了一次次历史悲剧。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独行，才弥足珍贵”。今天的改革，无论是利益格局的调整，还是体制机制的转型，都是硬骨头，都要涉险滩。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调整，人们利益越来越多样化，任何一项改革都很难满足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利益固化的藩篱不打破，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不克服，全面深化改革就“深”不下、“化”不了。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改革如逆水行舟，再硬的骨头也得啃，再深的险滩也得蹚。只有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精神，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超常的胆识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才能开辟一片新的天地，写下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历史新篇章。
逝者已往矣，来者犹可追！
历史上每次大的海战，都将决定两个国家的命运。落后就要挨打，但就甲午战争而言，仅作此分析还不够。
作者后记：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什么甲午……”不少国人对国耻已经麻木了。新拍摄的故事片《甲午大海战》，在某大城市放映，整个放映厅只有区区5个观众。
能简单地惊呼“可悲、可叹”吗？从1840年6月28日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近代以来国人经受的苦难和失败太多了，堪称“国耻日”的日子一个接着一个，到底以哪一天做这个沉重的纪念日，其实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真正从心底唤起国民强烈的耻辱意识。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反思历史，就是反思自己。由民族耻辱带来的国民性的反思，应当首先从知耻开始。
人们喜欢纪念胜利和成功，这无疑给人以信心和勇气，但我们更需要铭记失败和耻辱。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比前者更有价值。
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耻辱感是人类捍卫自尊的基础、追求自强的动力，也是人类最珍贵的情感和认知能力。
作为一种自审意识，人的耻辱感与对国家、民族应负的责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到齐师孙膑的雪耻败魏；从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哭墙”，到俄罗斯的无名烈士墓，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表明，一个自强的民族，必然善于从耻辱中获得启迪和激励，从失败中汲取制胜之道。日本民族是一个耻文化发达的民族，日本人对军国主义的侵略史已经淡忘，但对自己的战败史、屈辱史却记忆犹新。而健忘、苟且、没有耻辱感的国民性，恰是不少国人一条致命的疤痕。在现实生活中，历史被遗忘，屈辱被戏说，英雄被解构，并不是什么惊奇的事情。
“知耻近乎勇”。不对“耻”进行艰难、深沉的思索，不从心底唤起国人的耻辱感，就不能期望“勇”来得多么飚烈、持久。正如马克思曾深刻指出的；“如果一个国家真正感到了耻辱，那它就会像一只蜷伏下来的狮子，准备向前扑去……”
一个健忘、苟且、没有耻辱感的民族，是没有远大未来的。只要中华民族还在延续，只要我们要圆中国梦、强军梦，就不能也不应忘记还有甲午这场改变国家历史走向的战争。而阻止对历史的遗忘，只向大海英灵撒几片花瓣是远远不够的。
当年，鲁迅先生为了纪念“左联”五烈士，曾悲愤地写下《为了忘却的纪念》，作者的深意其实是为了“不忘却”，并以此来警醒国民麻木的心灵。
当历史的车轮碾出120道年轮之后，今天追忆甲午战争，能不能强化一下民族耻辱感的国家记忆？能不能保持我们曾经获得的民族觉醒和自尊？能不能永远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