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属给费斯部队的海军陆战队空军管制员斯坦福德上尉在半夜时听到了枪声，随后还听到有人在附近窃窃私语。他所处地堡门口的雨布被扯到了一边，一张敌人的脸出现了，近得可以看清他毛茸茸的大衣领口。敌人向地堡里扔了一枚小手榴弹，斯坦福德没被炸死，但许多士兵没能熬过那个夜晚。沿着长津湖东部建造的两个营地伤亡惨重，不仅营地之间被路障隔开，南面的海军陆战队也在他们后方设下了路障。被隔离的陆军部队遭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攻击。

　　虽然中国人已经发动攻击，但第二天下午，阿尔蒙德抵达费斯和麦克林的总部时，仍然命令他们要机灵点。按照一位陆军官方历史学家的记录，阿尔蒙德说：“我们还在进攻，我们要一路推到鸭绿江。”他的意思是还要继续往北推进英里。“不要让一群中国洗衣工挡住你们！”从没人给出过这样糟糕又带有种族歧视的建议。当费斯报告说他的营被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两个师攻击时，阿尔蒙德火了。他告诉费斯：“在整个朝鲜，中国人全部加起来也凑不够两个师！”阿尔蒙德向费斯保证，他面临的抵抗只是来自从北方逃出来的散兵游勇。随后，阿尔蒙德为包括费斯在内的三名士兵颁发了银星勋章。切斯特·拜尔上士回忆道：“在直升机载着阿尔蒙德将军离开后，我看到费斯上校把勋章从制服上扯下来摔在地上。”

　　这个团即将被中国人民志愿军一个满编的师迎头撞得粉碎，两位指挥官也在未来3天内相继战死。到第二天下午，长津湖两岸一共个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团被分割包围。参谋长联席会议收到消息后大为震惊，他们立刻质问麦克阿瑟，他的部队为什么毫无防御。麦克阿瑟从容不迫地向华盛顿解释说，自己已经命令阿尔蒙德不要让部队被分隔开。麦克阿瑟安抚道：“虽然从地理位置来说，阿尔蒙德很好地发挥了自己的优势，但当地的实际地形让他难以发挥手中的物资优势。”

　　麦克林上校已经战死，他当时正在接近一群看起来是友军的士兵，结果对方全是中国人。另外两名在场的营长身受重伤，于是长津湖东部被包围的美军部队的指挥权就落在了费斯手里。费斯所在地南面几英里处的一支陆军坦克部队几次尝试突破封锁，但都宣告失败。遗憾的是，这一重要情况在当时并没有被上报给费斯，而且多半是被忽略了。

　　只有拥有杰出指挥能力的军官，才能将部队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费斯就需要这么一名高级军官，为他提供指引，协调他与支援的飞行员之间的行动，建立更好的通讯，找出是否有其他支援方式；通常还要能帮助组织撤退，并且利用自己的级别调动美军惊人的资源。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费斯的上级什么忙都没帮上。他的师长大卫·巴尔少将于11月30日早晨乘直升机去探望了他。3个月后，巴尔在陆军战争学院的一次讲座上回忆道：“当时的情况远比费斯意识到的更严重。”这似乎是巴尔给出的唯一建议了。有趣的是，伯奎斯特少校后来写道：“巴尔少将当时没有协调其他部队和费斯中校一起突破封锁。巴尔少将知道当时的情况危险到了什么地步，而当时只有他才有资格协调一切，而不是费斯中校。”和费斯一样，巴尔在二战中当过参谋，但没有指挥过实际战斗。费斯当时需要的不是口头鼓励，也不是打击士气的评价，而是巴尔和阿尔蒙德协调南面的陆军坦克部队向北进攻，为他的撤退提供支援。巴尔的副师长霍兹将军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兵，他当时就在附近，可以轻易协调各军，但当时没有人授权他这样做。

　　战局在进一步恶化。陆军一等兵詹姆斯·拉森尼回忆道：“什么都来不及了，我们被敌人打得很惨。情况糟透了，敌人正在围剿我们。”

　　鲜血与死亡铺就的撤退线路

　　那晚的进攻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坚决的一次。他们淹没了陆军的部分阵地，占领了一个可以俯视整个陆军营地的小山头，这对陆军来说是灾难性的。如果说费斯的处境一直很糟糕，那么现在就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到第二天早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连续猛攻了3天，费斯营地的弹药开始不够用，伤员也因缺少医护而面临死亡。费斯和他的团试图向南面撤退英里，一直到友方部队的防线处。但这太理想化了。伯奎斯特说道：“我们的人在零度以下的天气里已经奋战了0多个小时，极少人睡过觉或吃过东西。死伤的士兵散布各处，那些不能动的伤兵全被活活冻死了。”士兵死后为活着的人们提供了最后的帮助，他们身上的衣物、武器和弹药被战友们取了下来善加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