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津湖东岸的陆军部队是第7步兵师的两个营，其中一个营来自第31步兵团，另一个来自第3步兵团。第31团由麦克林上校指挥，他在二战期间担任过参谋，负责策划部队调动。那年秋天，麦克林的前任因仁川登陆后的糟糕表现而被解职，麦克林被任命为第31团团长。第32团第1营由费斯亲自指挥，此前他从未指挥过部队。更难以置信的是，一直到朝鲜战争前，他从未参与过前线战斗，无论是小队、排、连或营级战斗，他都没有指挥过。在整个二战期间，费斯一直担任李奇微的副官。当时的费斯营和整个第31团都没有太多作战经验，他们没有打过防守战，也没有和营级以上规模的敌人交过手。后来保罗·伯奎斯特少校在指挥与参谋学院所做的研究中提到：“第1营和第3步兵团所有的战斗经验，仅仅是攻陷汉城时所遭遇的零星抵抗。”但费斯的自大令他贸然率军北进。11月日下午，第一个坏兆头出现了。当麦克林派遣第31步兵团的情报和侦查排到长津湖东北方靠近入口的位置建立前哨基地时，这个排驾驶着装有机关枪的吉普车，向北行进后便失去了踪影。没有电台回报，也没有人跑回来，这支部队就这样永远消失了。费斯的情报官艾德·斯坦福德上尉是一名空军管制员，负责协调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为部队提供支援。他回忆说自己从朝鲜平民那里获得消息，中国人民志愿军声称他们“将夺回长津湖”，但所有人都不屑一顾。

　　同一天，阿尔蒙德将军在聆听海军陆战队第团的行动简报时，打断说：“你说的我已经清楚了，你们的情报官去哪里了？”

　　唐纳德·弗朗斯上尉走上前去。阿尔蒙德问他：“你手上最新的情

　　报是什么？”

　　弗朗斯诚实地告诉阿尔蒙德说：“将军，群山中有一大票中国人。”阿尔蒙德后来坚称弗朗斯没有汇报这一威胁，并说自己在11月日就已经看到了简报，简报上说：“海军陆战队第1师参谋部认为，敌人在长津湖地区不具备攻击性。”阿尔蒙德恬不知耻，记录上清楚地显示，海军陆战队一直在报告有大批中国人民志愿军穿过乡村。事实上，当时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在向北移动，但还没有发动进攻，而阿尔蒙德企图掩盖这一事实。史密斯将军的担忧是正确的，对手正在迂回行动，想将海军陆战队引入北面的陷阱中。

　　麦克阿瑟的情报官查尔斯·威洛比少将也不相信任何关于美军即将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发生冲突的说法。海军陆战队开始北进时，撞上了一支中国人民志愿军队伍，并俘虏了其中0人。威洛比说：“这些不是中国正规军士兵，他们都是志愿者。”阿尔蒙德支持海军陆战队的解释，也给出了否定的回答。这些人在审问中回答说他们是正规军。阿尔蒙德邀请威洛比回去看看这些附录，结果威洛比说“这是海军陆战队撒的谎”。

　　威洛比并非寻常人。他生于德国，或许曾名阿道夫·魏登巴赫，他在一战前移民美国，后来改了名字。到11年，威洛比已经为麦克阿瑟效力了整整10年，后者的高级下属中只有他屹立不倒。和麦克阿瑟一样，威洛比也热衷于政治。他曾于0世纪0年代，游说国会与西班牙法西斯领袖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大元帅保持友好关系。甚至在奥马尔·布拉德利写信让他停止这种行为时，他依然固执己见。同年，《芝加哥论坛报》的右翼出版商罗伯特·麦克密考给威洛比写信，称自己与驻法美国大使向法国保证，是犹太人在阻止美国承认西班牙。麦克密考补充说：“有人告诉我哈里曼太太是个犹太人，但我怀疑这一点。我以前见过她，没看出她是犹太人。”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动进攻前不久，威洛比虽是美军驻远东的首席情报官，但他当时正忙着游说国会。他给缅因州参议员欧文·布鲁斯特写信说：“祝贺你以及实力雄厚的共和党高层在最近的选举中获得大胜，我希望这一优势能够保持下去。”他赞扬了布鲁斯特的政治盟友，

　　参议员乔·麦卡锡的成就，并为共和党在选举中期的胜利欢呼，认为

　　这一胜利“否定了当前政府的远东政策”。次年1月，作为麦卡锡的支持者，威洛比给麦卡锡寄了一张便条，向这位威斯康星州的反共分子致敬，称他是“荒野中孤独的声音”。几个月后，威洛比在东京的一次晚宴上祝酒，他的祝酒词是“向世界第二的军事天才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致敬”。麦克阿瑟听到这话时笑了起来，他将威洛比称为“宠物般的法西斯主义者”。

　　中国人来了！

　　当威洛比代表佛朗哥游说国会时，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将更多精力投入手头任务，他们将部队集中部署在长津湖周围。11月日到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奇袭了费斯的前哨基地，并迅速包围了他尚未完成的马蹄形阵地。费斯手下一位名叫艾尔温·比格的连长回忆道：“1分钟前我们还在准备进攻，1分钟后我们就在为活命而死守。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