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当时的海军陆战队正面临着更大的危机——华盛顿方面质疑他们继续存在的必要，所以海军陆战队向朝鲜半岛输送优秀指挥官以证明自身。他们将人才都送了过去，战争初期的紧急阶段过去之后，海军陆战队尝试保持他们的管理模式，要求所有指挥官必须带领低一级别的部队参加战斗。比如，带领一个团的上校必须负责监督一个营参加战斗，营长则需要监督手下的连。O。P。史密斯曾在贝里琉岛担任副师长，其麾下团级部队的指挥官都是海军陆战队史上最好的军官。

　　以狂妄著称的荷马·利兹伯格上校在太平洋战争中担任过指挥官，他在这场战争中被免职。尽管如此，史密斯后来仍然说：“虽然利兹伯格难以掌控，但他在第团的表现很好，我没什么可指责的。他很不错，被提拔为海军陆战队准将，之后成为少将，虽然没干多久。他们在勒琼考验过他最后弃用了，之后在巴里斯岛考验他，结果是又一次弃用——他对部下粗暴的态度影响了他的事业。”

　　第5海军陆战团的指挥官雷蒙德·穆雷中校，曾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战斗过。团长刘易斯·伯韦尔·普勒罢免了穆雷的前任营长，并将其从中校降为中尉，任命穆雷为营长。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日军轰炸常引起草丛大火，雷·戴维斯的任务就是在火焰引爆附近储藏的炸弹之前把它熄灭。“我经常站在00磅的炸弹上面熄灭它周围的火焰，”戴维斯回忆道，“幸运的是，炸弹没有爆炸，但这样也够恐怖了。”28岁那年，戴维斯在塔拉瓦指挥一个营，然后他到了塞班岛，并在那里经历了最艰难的战斗。他在塞班岛上受了重伤，原本就有两枚银星勋章的他，又获得了海军十字勋章，被誉为“史上最著名海军陆战队员”。

　　在朝鲜战争前就功勋卓著，获得了枚海军十字勋章的刘易斯·伯韦尔·普勒，在长津湖战役时也与戴维斯一样，指挥一个团。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担任营长时，普勒虽然身中两枪，并被三块弹片击中，但他依然在汉德森机场成功拖延了日军的行动。

　　史密斯的行动总指挥，阿尔法·鲍瑟上校，在硫磺岛指挥过一个炮兵营；工程兵总指挥，约翰·帕特里奇中校，是一个曾在塞班岛、天宁岛和硫磺岛待过的老兵；在曾被围困的F连中展现出领导才能，并获得荣誉勋章的威廉·巴伯上尉也在硫磺岛当过排长。

　　柯克兰的分析报告明显指出是陆军的人事任用政策导致了朝鲜战争灾难性的结果，人们以为陆军将停下来，接受、研究这个分析结果。但科克兰说，甚至在几十年后，陆军依然选择无视他。他将文章送到曾发表过文章的陆军战争学院期刊《阵地》，却遭到退稿。最后，他将其发表在了一份知名度不高的军事社会学期刊《军事力量与社会》上。

　　中美双方交火和长津湖灾难源自麦克阿瑟驱逐共产主义的冲动以及对中国人的误判，他对此作出了典型的麦克阿瑟式反应——绝不妥协。1950年10月，美国在全球共有1个师，其中个在朝鲜，处于麦克阿瑟的控制下。正如一位史学家所说，麦克阿瑟命令部队“以差劲的状态冲向了一个强国的边境，这个国家拥有3个师，超过500万人的军队。在中国明确的警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命令后，他依然做出了这样的决策”。麦克阿瑟公开发起了一系列对杜鲁门政府的猛烈抨击，以此作为对这场失败的战争的回应。最引人瞩目的是，他告诉《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说自己被华盛顿定下的限制束缚住了，这“在军事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他还谴责西方领导人“自私、目光短浅”。

　　陆军的G-3副参谋长，也就是行动作战副参谋长李奇微中将，与其他人一样对麦克阿瑟的言论十分不解。在长津湖战役期间举行的一次参谋长联席会议后，李奇微与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进行了交谈，他问范登堡参谋长联席会议为什么不直接向麦克阿瑟发出命令，告诉他该做什么。“那样做有什么好处呢？”范登堡将军边摇头边回答说，“他不会听从命令的。我们又能怎么样呢？”

　　李奇微被这样的回答激怒了：“如果他不听，你们就能罢免他不是吗？”范登堡对这个建议感到十分惊诧，李奇微回忆说：“他张大了嘴，睁大了眼，脸上写满了困惑和震惊。”

　　私底下，李奇微指责过麦克阿瑟在长津湖的溃败。“我认为麦克阿瑟将军在离战场00英里外的东京指挥战争是不正确而且毫无道理的，”李奇微在多年后写道，“可以说这就是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原因。”他还说，陆军学校“可以将这场战役作为‘无计划攻击’的典型失败案例”。

　　倒霉的是，麦克阿瑟在几周后就成为了李奇微的顶头上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