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斯没有掌握军事行动实战中的基本要点。他下令销毁了所有的迫击炮和榴弹炮，他没有安排好步兵部队和车队之间的通讯，他没有向提供近距离支援的空军飞行员们咨询将要横穿的路线和敌军的部署情况，他也没有派巡逻队事先侦查，没有设定阶段性的目标，没有为在路上度过的一天或几天制订计划。至少，第31团作战队中有些连在看到第一列卡车驶出防线之后，才知道将要进行突围。炮兵营营长声称，从费斯当上指挥官开始，到第31团被歼灭为止，他从未与费斯有过口头、电话或无线电通讯交流。

　　类似事件多不胜数。“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费斯在有条件的时候与空中的飞行员沟通过，”前官方军事史学家罗伊·阿普曼注意到，“很明显，费斯和他的参谋们从未意识到，他们应该与驻扎在下碣隅里的第1海军陆战师建立通讯，并进一步与第海军陆战团以及陆军第10军取得联系。”

　　费斯被追授了荣誉勋章。“他既是人事政策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科克兰总结说。著名军事史学家阿普曼选择了不对费斯作出任何批评。阿普曼在一封信中写道：“关于费斯，我并没有在《长津湖东岸》（EastofChosin）一书的手稿中写下对他不利的观点，我只写了对他有利的

　　观点。我非常欣赏他所取得的战绩和他的英勇，我认为没有人能在那种情形下做得比他更好。我承认他在一开始时忽略了一些他本该抓住的机会，但仅此而已。就这一结果而言，更高层的指挥官应该负更大的责任。”

　　不幸的是，在当年派往朝鲜的军队中，费斯并不是唯一一个缺乏战斗经验的人。“在首批派往朝鲜的位将军中，有位在二战中没有担任过作战指挥官。”如果费斯的上级指挥官们在战斗中更为成熟，也许就能更好地帮助费斯，特别是在通讯和支援方面。“通讯系统瘫痪与指挥上的玩忽职守没有差别。”史学家塞尔比·斯坦顿总结道。费斯在第7师的上级大卫·巴尔少将，曾担任过雅各布·德弗斯将军的参谋长。同样的，科克兰发现，朝鲜战争初期的1名步兵团团长中，有1名从未在实战中指挥过部队。

　　在阅读有关朝鲜战争的历史文字记录时，在讨论新师长和团长时，“之前从未指挥过实战”这类字眼出现的频率十分高。相反，他们在五角大楼的作战策划部中度过了整个二战——训练军队或是在地中海战场担任策划参谋，要不然就是在集团军中担任参谋长。阿尔蒙德将军的首席参谋克拉克·拉夫纳也不例外。二战期间，克拉克·拉夫纳是其岳父罗伯特·理查德森将军的参谋长，负责管理太平洋地区的部队训练工作。在1年塞班岛战役中，陆军将领拉尔夫·史密斯被海军陆战队的H。M。史密斯将军解职，在陆军对此事的愤怒回应中，理查德森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朝鲜战场上，海军陆战队依然保持着理查德森式的糟糕品味。

　　给军官们公平的机会，可能会为其麾下的士兵们带来致命的后果。陆军在朝鲜战争中给了在之前的战争中担任参谋的军官们指挥战斗的机会，却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早在长津湖战役之前，陆军就意识到指挥官缺乏实战经验是个严重的问题。10年月，陆军向朝鲜输送了一队专业的上校和中校。他们写了一份详尽的报告，指出陆军用缺乏经验的军官填充指挥职位，“时常导致拙劣的指挥，在团级和团级以下的部队中，这种情况尤为严重。军官职业生涯规划方案已经影响到了战斗效率”。他们发现，一些指挥官缺乏“逆境中的指挥能力，结果产生了失败主义者的消极态度”。陆军野战部队的指挥官马克·克拉克将军向陆军参谋长J。劳顿·柯林斯将军寄了一份报告，其上是一封以“亲爱的乔”为开头的信。克拉克在信中解释道：“军官职业生涯规划方案必然会降低战斗效率。这个方案旨在通过分派多种多样的任务，甄选能力全面的军官。”为了平息针对指挥质量的抱怨，陆军尝试改变自己的方案。

　　1952年2月，陆军实行了一个新的方案，他们向朝鲜派送更好的军官，特别是上校级别的军官。这个方案的核心在于找出并安排那些“被其上级看好，但未曾在二战中指挥过战斗的高级别指挥官”。这个想当然的新方案令人费解，它实际上加剧了指挥问题，直到有人想起陆军在这个时期的焦点是苏联的威胁，很多人才恍然大悟。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陆军的目标是将0个或更多的师投入战场，所以想握有更多老练的军官，让他们在战斗中领导团级和师级作战部队。美国不得不一边提防中欧的苏联红军，一边担心朝鲜半岛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声东击西的工具，目的在于削弱美国在欧洲的力量。尽管出于这样的考量，但陆军的做法势必会使针对军官品格和能力的抱怨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