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在中国共产党许多重要而经典的文献中，都能看到这句话。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只开了5天的十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叶剑英、胡耀邦等人以各种方式向华国锋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12月14日，中央通过决议，允许邓小平阅读中央文件。
1977年3月13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指示下，工作人员找到陈云，要求他按照中央的讲话口径修改发言稿，然后再下发简报。陈云说：“要发简报，就照我讲的，一个字不改地发。”最终，会议简报没有刊发陈云的发言稿，但他的讲话早已流传开，得到广泛赞同。1977年7月，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邓小平已经成为实际上的领导核心。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人事方面的另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让陈云成为经济建设的主要领导人。当时，在经济问题上，陈云是党内的权威。就在全会召开前不久，7月至9月间，国务院召开了一次务虚会，研究加快四个现代化速度的问题。陈云跟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说：“要在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补充，不是小补充，而是大补充。”
但在务虚会上，“洋跃进”成了流行的观点。有人提出要放手利用外资，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组织国民经济新的大跃进。陈云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对一些重大项目，需要深入广泛的讨论和科学的论证，再付诸实施。但他的反对意见也难以被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