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你这么一说，我如果大胆的揣摩的话，对未来中国正在设计当中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来说，如果要设秘书长的话，这个秘书长会非常关键？
黄靖：我觉得利剑怎么用，如何用是最关键所在，只要他是按照法律的程序，以法制为基础用这把利剑就用对了，就怕是违法用剑。
郑又平：怕的是国内的矛盾有国外的势力介入，这个时候就牵涉到了。
黄靖：那是最大的问题。
郑又平：对。那是最大的问题。
黄靖：威胁国家政治稳定，所有的问题基本都在国内，但是这些问题都能够通过国外的活动把他引爆，这是共产党面临的最大问题，你不论是疆独问题，藏独问题，人权问题等等，都可以有国外的政治活动来引爆。
郑又平：甚至于是国外的资金在这背后暗助。
黄靖：对。
邱震海：这是第一个，现在是对外还是对内，孰轻孰重，第二个美国模式还是俄罗斯模式，到底是哪个更多的是未来依赖的对象？从科学决策上说应该是美国的模式，但从中国的，无论是民间还是传统文化，还是政治文化更多的可能走着走着会走向俄罗斯模式，为什么俄罗斯模式的不可取？
也许他也会有些优点，中央集权，各个强力部门，避免他们之间的这种纷扰。
郑又平：西方学者的看法，基本上是认为说俄罗斯模式，他缺乏一个制衡的力量，所以他如果秘书长的力量太大，他的政治分量太重的话，极有可能造成一个过度中央集权的倾向，而且这个东西会变成，一不小心会变成，当时像叶利钦，他们那样子自己在做权斗的时候一个重要工具，所以这个是要避免的，但是中国的国情不太一样，中央没有这个所谓西方的三权制衡的概念的话，这个问题应该是在中国不至于出现。
邱震海：中国、俄罗斯的问题等一下在谈，我们有很多时间可以谈，另外在高层协作方面，经济、外交、军事、情报，包括等等其他部门如何协调，这显然也是未来国家安全会会面临一个问题，还有包括地方和某些新闻宣传部门，舆论战，司法战，包括如何整合各地的乔林（音）等等，这些可能也是对外战略要统筹的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