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你这么一说，我如果大胆的揣摩的话，对未来中国正在设计当中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来说，如果要设秘书长的话，这个秘书长会非常关键？
黄靖：我认为俄罗斯模式和台湾模式不可取主要是两个硬伤，刚才说过俄罗斯模式情报机构直接进了决策程序，这是非常糟糕的，因为情报的重要性指导他的客观性，而台湾的模式刚才说到苏启先生，也就是苏启他是个智囊机构，恰恰不管是智囊的政策建议或者提供的情报，都有客观性，他们一旦进入决策机构客观性就没有了。
郑又平：这里面不能搞太多学者进来，台湾犯的错误就是在整个安全会议里面他们设了很多咨询委员，都是部长级的官员，但那些人通通就是大学教授，没有任何实物经验，直接拉过去，就天天都要做研究。
邱震海：也许我是误读了，我觉得刚才有点自我矛盾，有一点盲点，你一方面是说情报人员不能过多的介入，他可以咨询但他不能参与决策，但另一方面你又说未来这个秘书长刚才按照又平兄的观点我想你也是同意的，一定要有军方背景，一方面你是凸显军方在里面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就是希望情报界在里面要减少一点作用，到底是我的误读还是你的自我（00：25：18）。
黄靖：没有，我没有解释清楚是我的错误，情报是非常重要的，情报是一切决策的基础，正因为他的决策重要，所以在美国在任何安全委员会里情报部长都有相当重要的位子，但是问题是他的作用是什么，他的作用就向大家提供一个客观的形势报告，现在形势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正因为他的报告必须是非常客观的，所以到了决策程序他必须置身事外，这是美国也这样，比如美国每次国安会开会，往往的程序是CIA的情报部长或者他的情报官。
邱震海：但是军方可以参加。
黄靖：可以参加，因为军方是做决策的，不是做情报的，但是他的情报介绍完了以后，他还留到室内，但是他的发言权却被剥夺了，除非他被主动问到，军方不一样，军方本身是个执行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