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承认，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制度确实比前苏联更有广纳性，执政党不再强行将所有重要资源都分配到军工与重工业上，但它仍是全能主义的，掌握着整个国家的官僚体系、军队、媒体及绝大部分的经济。
作者特别指出，在国家制度的形成与转型上，小差异与偶然性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而任何历史决定论的解释——建立在地理、文化、伟人英雄或其它历史命定因素之上的论述，都是不恰当的。正因如此，要预测一个国家的制度转型，非常困难。不过，本书最大的理论敌人，并非历史决定论，而是“威权式成长论”。
威权式成长论最强有力的论据如今不再是前苏联，而是中国。在冰封政治自由的基础上，中国打开经济门，迎来了三十多年的强劲增长。“中国模式”成为海内外热议命题，也为“威权式成长”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但作者认为，中国之所以成长，乃是因为邓小平改革了原先的榨取式经济制度，初步释放市场经济的能量，盘活大量廉价劳动力，产生“追赶效应”（穷国缺乏资本与技术，生产率也低，少量资本与技术投入即会大大提高其生产率。与之相比，富国增加的资本与技术投入对生产率只有较小影响。因此，在控制住其他变量，例如用于投资的GDP百分比时，穷国往往增长得比富国快）。此外，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极大受益于外国的市场、资金与技术。
必须强调的是，中国的经济成长仍是榨取式政治制度的产品。尽管官方也倡导技术进步与企业创新，但真正推动经济的却是国家主导的快速投资，而非“创造性破坏”。与此同时，财产权在中国还不是完全可靠，甚至完全不可靠。
应该承认，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制度确实比前苏联更有广纳性，执政党不再强行将所有重要资源都分配到军工与重工业上，但它仍是全能主义的，掌握着整个国家的官僚体系、军队、媒体及绝大部分的经济。
基于上述，如果制度不能变革，那么中国经济的衰退是迟早的事，一个榨取式制度的成长终究是有极限的。在达到极限之前，中国若能转向广纳性制度，衰退也可能避免。但是，想要中国自动或毫无痛苦地转型为广纳性制度，实在有点缘木求鱼的浪漫。
中国正在衰落破败的九大城市 有你家乡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