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承认，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制度确实比前苏联更有广纳性，执政党不再强行将所有重要资源都分配到军工与重工业上，但它仍是全能主义的，掌握着整个国家的官僚体系、军队、媒体及绝大部分的经济。
广纳性经济制度与广纳性政治制度互为支持。广纳性政治制度拥有多元政治体系，可自由竞争政治公职、选举权普及，新的政治领袖有机会和平崛起；国家有适当的政治集权，以此建立法治，为财产权及广纳性市场制度奠定基础。同样的，榨取式经济制度也与榨取式政治制度互为支持。在权力分配上，榨取式政治制度将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些人为私利而推动榨取式经济发展，并用所获资源巩固自身政治权力。
值得注意的是，榨取式制度并非一定与经济繁荣无关。在一段时期内，由于“集中资源办大事”，榨取式制度也可能获得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1950-1970年代的苏联即是典型。但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无法持久，关键有二：持久的经济增长需要创新，创新又与“创造性破坏”（约瑟夫·熊彼特语，指新技术与新产业的进步对旧技术与旧产业的冲击及破坏）密不可分，而创造性破坏不但在经济上以新代旧，在政治上也会颠覆既有的权力关系，因此，榨取式制度下的菁英总是会抗拒创新；在榨取式制度下，政治权力是团体与个人都垂涎的目标，无不争相夺取。但在法治未立，规则不透明，权利无保障的状况下，对政治权力的野蛮角逐，其结果总是将社会推向政治动荡，从而葬送经济发展的一切成果。
独裁政府的下场只能是灭亡
那么，广纳性或榨取式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作者认为，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制度，而不是相反。政治制度的形成，取决于过去，尤其是过去的差异。有时只是非常小的差异，却导致了完全不同的制度。比如，在十五-十六世纪，英国、法国与西班牙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英国王室对海外贸易的掌控非常虚弱，这导致在此期经济发展中得利的群体，乃是王室的对抗者而非王室自己，也由此催生英国宪政制度。而在法国与西班牙，海外贸易主要由王室掌控，此期经济发展的大部分利好，都由王室垄断，遂使它们在十七世纪走上与英国完全不同的道路。
政治制度的改变或转型，则取决于关键时期，即社会既有政治与经济制度崩解的时期。关键时期往往由一系列大事件限定：比如在十四世纪导致欧洲近半数人口死亡的黑死病，使西欧传统封建制度走向瓦解；又如十五世纪之后大西洋贸易路线的打开，为许多西欧国家创造了巨大的获利机会；再如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为全世界的经济结构带来快速又具破坏性的改变，奠定了延绵至今的世界各国之间的贫富不平等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