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的事情告诉我们，在当下的中国，领导干部不应把个人影响力估计过高，否则就可能产生置自己于党纪国法之上的冲动。研究中国的人如果搞错这一点，就会堕入错觉，看
位置再高的官员，其实现个人抱负，积极影响国家都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在自己所负责的领域推动党的路线贯彻执行。
有人认为重庆的“唱红打黑”就是一种“路线斗争”方式。这是对地方具体做法与中央政策不同层面的混淆。中央有评价地方做法的绝对权威，中国任何地方政府都没有力量把当地做法上升为可与党的路线做博弈的所谓“路线”，“路线斗争”无从谈起。
中共早已走过了革命和初掌政权时对路线广存争议的时代。中国今天的大方向是由中共和中国国家历史的大量经验教训，以及国际力量分布的大格局共同促成的。今天中国内部发生的所有事，都构不成对这个大方向的挑战。看错了这一点，就会一错百错。
党纪国法是刚性的，再高的个人影响都无法穿透它。用“路线斗争说”扰乱社会舆论对围绕薄熙来事情的判断，或许会蒙住少数人，但决骗不了整个中国社会。随着调查的不断展开，人们对事情性质的了解越来越多，共识度也越来越高。这是实事求是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