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谈薄熙来贪污500万公款的问题。公诉意见认为，2000年，薄熙来在担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期间，直接负责了上级单位涉密场所改造工程。大连市和辽宁省的其他领导和相关
王正刚的证词是说，他第二次找薄熙来，是因为“上级某单位的某位领导打电话”催他问薄熙来的意见，而他一去就“试探地说……”我不知道检察机关向“上级某单位的某位领导”调查取证没有？这笔500万是上级单位给大连市政府的，为什么如何处理这笔钱要问已经不再是大连市负责人的薄熙来的意见？为什么这个“上级某单位的某位领导”自己不直接问薄熙来，而要王正刚去“催问”呢？联系到王正刚一去就直接“试探”薄熙来，我想推论的答案是不利于“上级某单位的某位领导”（大概就是马某某）的。先赋予薄熙来“具有职务上的便利”，再按“如果没有被告人薄熙来的同意，王正刚怎么能去找薄谷开来？
如果没有薄熙来的安排，薄谷开来和王正刚怎么能将500万进入薄谷开来实际控制的账户？”这样的假设性推论，围绕薄熙来、王正刚、谷开来三人，就铸造出薄熙来贪污某单位拨付给大连市政府的500 万元工程款的证据链。我们看到，这笔钱没有返还大连市政府，转到严某某的公司和赵某某的事务所，500万被贪污了，王正刚是策划者，实施着，有据可查，确凿无疑。但是，薄熙来、谷开来是否参与贪污，就还存在疑点。为了简明扼要，我想抛开矛盾的证言，直接根据济南市中院微博【庭审现场】可以肯定的东西窜连起来，让法庭去判断。
2000年8月大连市政府承担了一项上级单位涉密场所改造工程，大连市市委书记薄熙来把这项工程安排当时大连市规划土地局局长王正刚具体承办，王正刚直接到上级部门与有关领导进行准备工作。2001年1月17日，薄熙来调任辽宁省政府省长，打电话把这项工程告诉大连市市长李某某，并叫王正刚直接向市领导报告。2001年3月，王正刚将工程安排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某有限公司（总经理严某某）承接，指派大连市城乡规划土地局规划处副处长程某于具体负责上级单位改造工程施工管理。2001年4月上级领导马某某签批了预算通知，王向李报批预算，并说这是上级单位涉密场所的工程任务，只有他和薄熙来知道具体情况，李批了钱，并对王正刚说：“既然是涉密场所的工程，我会做好保密工作，我也不多问具体情况。”
2001年底验收完工。上级某单位向大连市政府返还工程款500万元。大连市市长李某某、大连市财政局局长闰某某均证实：工程所在单位没有给大连市政府返回过任何款项。这笔钱由王正刚先转入严某某公司，再转（部分）到赵某某处。这个故事除细节（证言矛盾太多很大，时间、地点都不对头，难以采信，特别是王正刚与谷开来关于他们见面时的对话完全相反。被告人在法庭上与“证人”王正刚的一段问答：被告人：“薄谷开来怎么给你说的？”证人：“你们领导已经给我说了，我已经知道了。”被告人：“薄谷开来知道上级500万工程款的事？”证人：“她说你跟她说了。”
而谷开来在2012年11月5日所作证言是：“王正刚到我沈阳的家里找到我，他跟我说，领导（薄熙来）让我来找你，给你一笔钱，王正刚还说，他现在负责的一项工程，有笔工程费阴差阳错富余出很多，有500万元，给谁都一样，知道我已经关闭律所了，不再有收入，把这笔钱给我，问我怎么收下，说薄熙来知道，问我是否找个公司先打过去。由于这事是薄熙来让办的，我就欣然同意了”）外，缺少两个重要情节，就是开始和最后上级单位的领导的意见，是不是王正刚所说的，这个工程涉密只能他与薄熙来知道，和500万工程款处理要问薄熙来的意见。这两个重要情节需要法庭调查核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