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9月，注定是一个在中国司法史上刻下重痕的秋季。薄熙来、张曙光等贪腐大案相继开庭，这些涉及高级别官员腐败的案件
报告二：“裸官”的发展
总结和梳理“裸官”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可以使人们看到这一现象对执政党、政府和社会的巨大危害
“裸官”的外逃，经历了发展、成型以及高发期，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个重灾区。各个阶段或区域呈现了不同的特征。
产生和发展：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
中国官方公开资料最早有记载的“外逃官员”，是一家国企负责人——中国进出口公司武汉分公司保成路商场原经理陈新国。在最高检察院1991年的工作报告中，以陈新国案件为例，使用了“策划携款潜逃”的词句。
需要说明的是，外逃贪官与“裸官”是一个交叉概念。目前也存在部分官员事发后仓促外逃的现象，这可以界定为非“裸官”。但是上世纪80年代诸如陈新国的案例，虽然从表征上看是仓促外逃的贪官，但他们是“裸官”概念的雏形。
在此之前曾有过政治叛逃之案例，但与陈新国“策划携款潜逃”的主客观要件都有着本质差异。政治叛逃案件也与时下的“裸官”概念无关。正是这样一批人“前赴后继”为后来的典型外逃“裸官”积累了“经验”，即“防患于未然”而事前在境外或国外安排下眼线，这些眼线最可靠的即是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上述报告未进一步披露陈新国在潜逃前是否在境外安排了“眼线”，但可以肯定的是，对比后来的外逃“裸官”，他出逃比较仓促。其贪污、挪用公款280万元后，在广州用巨款购买假护照逃往泰国，后冒充港商潜返境内，被武汉市检察机关缉拿归案。
当时类似于陈新国的案例数量已不在少数。1991年湖北省检察院工作报告记载：“不少犯罪分子作案得手后携款潜逃。据荆州、黄冈、宜昌、咸宁、武汉、襄樊六个地、市的统计，去年(1990年)有34人携款潜逃。”统计资料显示，1991年全国有上千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款潜逃，部分已逃往国外境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