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毛泽东的思想世界，对我这么一位出生在80年代初期的女大学生来说，似乎是在做一件不知天高地厚的事情。
从旧中国走过来的中国人民的整体国民素质是令人堪忧的，毛泽东深知中国人在思想上受到儒家中庸习性的毒害之深，深知中国的工人阶级不但数量很幼稚，质量上也很幼稚，中国农民对自己的要求一直依然是鲁迅笔下的那群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个党如果变质，那一定会是先在思想变质，就会出现两极分化等各种严重局面。所以他一直从党的生存理论进行思考，小心翼翼地导引着这个政治集体。他以历史为镜，一次次开展各种思想上的肃清运动，彻底地将人人不愿出头的中国人团结在一起。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中说：“干部决定一切”，那么“群众呢？”有代表说：“跟着毛主席走，就不会犯错误。”毛主席说：“这句话要修正一下，又跟又不跟。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地跟。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即使掏大粪的、扫大街的。只要他有真理。”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工人，我们的农民达到这一程度了没有？我们的共产党党员，我们的人民勤务员、公仆们达到了这一程度了没有？毛泽东提倡向雷锋、门合学习，把陈永贵、吴桂贤等工人、农民请入中央委员会就是要改造中国人那种“非常顽固和保守”的坏习惯，造就勇于承担社会责任者的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精神，文化大革命就包含有这一内容：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喊出：人民万岁！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出发点是解决党和国家肌体中存在的阴暗面，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发动这次革命的意图，从毛泽东在陈正人1964年12月4日给薄一波的信上做了的批注可以看出，他已经意识到干部蜕化变质的状况有着相当大的普遍性，增强他进行一场文化大革命的紧迫感。同时，他认为文化教育领域内，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已经占领了优势。他在对文艺工作批示中所说：“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所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斗争重点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不是偶然的。
显然，毛泽东这时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已十分严重。而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对此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这使毛泽东非常不满。他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