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中国,国际形象良好,不能不说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审势度时,正确抉择,正确“站队”的结果。
这或许不是因为他们更加“爱国”,而是因为他们的谈判地位更为有利,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是“儿皇帝”,也都没有公然宣布自己是外国势力的附庸。他们的领 导人也希望获得“友邦”的支持——包括支持自己打内战和镇压国内反对派,但毕竟这些领导人不需要“国际”的批准与“远方”的任命。
由于实力不强,他们在盟国中也受过气,但就说蒋介石在史迪威事件中的所为吧,他在抗战最危急的关头,对几乎是惟一救星的美国人,也还是敢于顶撞的(顶撞的对不对是另一回事),而不会百依百顺,更不至于为消除“为首者”的怀疑,就主动迎合,投其所好,去火中取栗。
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没有站错队,这并不容易,因为珍珠港事件前,美国长期实行孤立主义,并没有刻意“拉拢”中国,而英法那时被视为衰落中的列强,对急于 “崛起”的中国来讲,其榜样的魅力,远不如后来居上、成功“赶超”的新兴强国德、日——当时世界上一些急于翻身的老大帝国,如奥斯曼土耳其和西班牙,都是 比较亲德的。而日本对北京政府、德国对南京政府的影响,也曾经非常大。
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在关键的变局中何以能选择与英美法而不是与德日结盟(一战中日本虽属协约国一方,但中国参战是支持英法,与日本无关)?
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日本欺人太甚,德国又是日本的盟国;而列强之中,美国在近代欺负中国最少,并且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中国收回利权运动和抗战等主要关键问题上,都同情和支持中国。
但应当说,辛亥后孙中山以下许多国民党要人的英美背景,英美(尤其是美国自容闳留美运动和庚款办学以来)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以及早自晚清徐继畲、郭嵩焘以来“反法之儒”对民主共和的好印象,也起了作用。
中国人搞民主共和,尽管“尚未成功”,中国人也并非不知民主国家对外也会自私,但对民主共和的向往,还是明显影响了中国人在国际政治中的倾向性,甚至激进 的中国人对苏联的好感,在相当程度上也与此有关(当时很多人都把苏联的制度想象为一种最激进的民主)。这些潜在的因素也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