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文献中，钓鱼岛又称“钓鱼台”，而更多的是称“钓鱼屿”。从知识谱系来说，有关钓鱼岛等岛屿的明清文献，是自古以来钓鱼岛就是中国固有领土的现存最早最重要的历史依据。
清朝册封使也为我们留下了多部出使记录，主要有1663年张学礼《使琉球记》，1683年汪楫《使琉球杂录》，1719年徐葆光《中山传信录》，1756年周煌《琉球国志略》，1800年李鼎元《使琉球记》，1808年齐鲲、费锡章《续琉球国志略》等，无一例外地都表明钓鱼岛等岛屿归属于中国。
钓鱼岛归属于中国，在明清时期已成为东亚国际社会的共识。明代1471年朝鲜人申叔舟撰《海东诸国纪》，绘有琉球36岛图；清代徐葆光《中山传信录》中，有经中琉双方讨论而绘制的《琉球三十六岛图》，均没有钓鱼岛等岛屿踪迹。琉球王国第一部正史《中山世鉴》（1650年）全文转录陈侃《使琉球录》有关钓鱼岛等岛屿的记载，古代琉球王室档案《历代宝案》也未载钓鱼岛等岛屿的名称，这都说明琉球人从来也没有将钓鱼岛等岛屿视为本国领土。而1721年日本新井白石撰《南岛志》中关于琉球36岛的记述，反映了琉球国的疆域及其所属岛屿的界限，并没有钓鱼岛等岛屿在内。
三、中国自14世纪70年代以来对钓鱼岛实施有效管辖
钓鱼岛等岛屿不是“无主地”，早就被纳入了中国主权管辖范围。
在明初，即14世纪70年代，中国已实施了对于钓鱼岛等岛屿的有效管辖，巡海可作为实际管辖的有力证明。洪武五年（1372年），明朝特命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明太祖实录》记载航海侯张赫和靖海侯吴祯，都曾率领舟师巡海到“琉球大洋”。张赫于洪武六年（1373年）巡航海上，遇倭寇，追及琉球大洋中，“杀戮甚众，获其弓刀以还”。洪武七年（1374年）靖海侯吴祯率领江阴、广洋、横海水军四卫舟师出海，巡捕海寇，东南沿海诸卫官军悉听节制。大规模巡海持续了一年半以上，包括巡至琉球大洋，“获倭寇人船若干，俘于京”。所至琉球大洋，应即琉球海沟，今称冲绳海槽。这一海槽在明代使臣出使录中明确列为中琉两国的天然分界标志。明初巡海证明钓鱼岛列岛不仅在福建海上防卫范围以内，而且在明朝整体海防体系的防卫范围之中。
嘉靖年间倭患大炽，此后海防图籍趋于极盛。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明朝总督南直、浙、福军务胡宗宪的幕僚郑若曾所撰《筹海图编》刊刻，是迄今所见中国古代最早、内容也最详备的海防图籍。卷一《福建沿海山沙图》将钓鱼岛、黄毛山（黄尾屿）、赤屿（赤尾屿）依次排列于海图之上，明确标明属于中国福建都指挥使司管辖的海防区域，充分证明钓鱼岛列岛在明朝已纳入中国的行政管治区域。此后出现一系列与海防相关的官私图籍，主要有郑舜功《日本一鉴》（1565年）、谢杰《虔台倭纂》（1595年）、徐必达《乾坤一统海防全图》（1605年）、王在晋《海防纂要》（1613年）、茅元仪《武备志》（1621年）等，均记录了福建往琉球的针路，印证了钓鱼岛等岛屿不是琉球领土，更不是无主之地，而是属于中国领土，在中国福建海防管辖范围以内。
《三十六姓所传针本》最值得注意的，是《针路条记》中“钓鱼台开船”一条，可见明代的钓鱼岛已不仅是一个航海的重要标识，也是一个中国人航海活动的重要场所。18世纪初黄叔璥撰《台海使槎录》（1722年），以御史巡视台湾府，以港口记述钓鱼台，其后台湾方志多加转录。清代乾隆年间《坤舆全图》等舆图，也充分证明了从明到清，钓鱼岛列岛一直归属于中国，中国对钓鱼岛等岛屿行使了长期有效的管辖。
综上所述，钓鱼岛由中国人最早发现、命名，并由中国历代政府实施有效管辖，其主权归属十分清楚，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在19世纪末被日本窃占之前早已不是“无主地”。明清文献提供了有力的历史证据，构成了钓鱼岛归属于中国的完整证据链：钓鱼岛自14世纪70年代以来已确定为中国固有的领土，在中国政府有效管控之中，中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