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日外交的秘诀就是在公开场合低调避免直接批评日本，给日本留足面子，争取日本民众，但在关键问题上对于日本政府则寸步不让，通过日本民众的压力来抑制反美情绪。日美同盟从1951年建立开始至今已经有
美国对日外交的秘诀就是在公开场合低调避免直接批评日本，给日本留足面子，争取日本民众，但在关键问题上对于日本政府则寸步不让，通过日本民众的压力来抑制反美情绪。
日美同盟从1951年建立开始至今已经有62年时间，必须承认如此长时间的大国同盟关系得到保持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美国对日外交的成功。美国为什么能够让一个敌国改造成盟友，并且保持如此长的时间呢？与此相反的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来，虽然经历友好的时期，但是风浪不断，而当前更令人忧虑。
对中国来说在开展高声维护主权的外交斗争同时，是不是也需要冷静考虑对日外交策略上的得与失，美国处理日美关系的经验应当值得我们学习。
美国的低调但高效的对日外交
2009年日本民主党在选举中战胜自民党首次成为执政党后，在外交上转向重视亚洲，首相鸠山由纪夫主张建立不包括美国的“东亚共同体”，民主党高级官员则表示中美日是正三角关系。这些都曾经让美国十分担心日本的走向，但美国政府对日外交并没有出现高调批评日本，而是显示了充分的耐心，巧妙地争取和利用媒体和日本民众，悄然但坚毅地遏止日本国内反美势力，最终不仅让鸠山内阁倒台，而且成功做到了让日本民众心甘情愿认识到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轴。美国对日外交的秘诀就是在公开场合低调避免直接批评日本，给日本留足面子，争取日本民众，但在关键问题上对于日本政府则寸步不让，通过日本民众的压力来抑制反美情绪。
首先，美国清醒地认识到日本战后民族主义中具有反美的成分，在对日外交中始终强调日美同盟不是美国强加给日本的不平等条约。从日本的民族主义来说，欧美的冲击造成明治时期日本的心理的扭曲，对于欧美物质文明的崇拜和自身的自卑是日本最初的民族主义的起点，这些当然也成了日本赶超西方，脱亚入欧的动力，直到最后这种民族主义激发了战争的冲动，打破白人统治，建立东亚新秩序等等。
在二战后，日本被美国占领，冷战中事实上成为美国的属国，民族主义中天然地有了反对美国的成分（当然也有崇拜美国的部分），这就构成了日本在战后随美又反美复杂感情。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美国在对日外交的公开场合始终非常注意不给日本民众造成殖民者或者战胜者的印象。早在1952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外交》上撰文就强调“日本参加日美同盟是日本自己的选择，而不是美国的强求。”而60年后当约瑟夫·奈在被问及鸠山由纪夫提出对等的日美关系的时候，他一脉相承地回应道“日美同盟是双方签订的法律文件，如果日本认为没有必要可以提出废止。”换言之，他们要告诉人们的是日美同盟不是什么不平等条约。
第二，美国不在公开场合批评日本领导人和日本政府，但以民众能够接受的方式对日本晓以利害已达到自身的预期目的。鸠山由纪夫执政后在冲绳普天间基地转移问题上把以往日美谈判的结果放在一边，提出至少要迁移到冲绳县外。按理说美国方面应当会相当恼火，但美国政府，总统和国务卿没有在任何的公共场合批评过鸠山的上述言论。但是通过媒体放出鸠山对奥巴马承诺“请相信我”的报道，结果鸠山在自己设定的随后期限前没有能够解决普天间问题，结果是日本的民众失去了耐心，支持率迅速下滑。鸠山也落得一个言而无信的恶名遭到日本国内的口诛笔伐成了破坏日美关系的“罪人”，整个过程中美国在日本国民中的形象不仅毫发无损，相仿还得分。鸠山以后的民主党政府则很快吸取教训，停止了谈论中美之间再平衡，也不再提及没有美国参加的东亚共同体（America-free EAC）概念。
第三，把日美之间的具体问题同反美运动的可能联系进行预防式切割。日美属于不平等同盟，双方之间的分歧矛盾不少，一旦被放大就容易同民族情绪中的反美因子相结合变成反美运动。同样在冲绳的普天间问题上，这一个问题虽然分歧较大但美国并没有把它同鸠山的“疏美外交”姿态相联系，而仅把它定位为一个孤立事件。
第四，美国利用日本重视形式的特点，用形式上的平等来掩盖事实上日美关系的不平等，让日本民众更加容易接受日美不平等的同盟关系。奥巴马执政后首先会见的是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尽管实质内容并不多。前国务卿希拉莉当时首访亚洲也选择日本作为第一站，尽管她有更多的话题同中国谈。2013年1月，日本外长岸田访美，希拉莉讲话中指出美国承认日本对钓鱼岛的管辖权，并且反对破坏日本对钓鱼岛管辖权的任何单方面行动，这比以往美国的表态都要进一步了。但是这是希拉莉担任国务卿的最后一刻了，说成是空头支票也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