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刚说过，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所以我们说，不开放民间自治，不认同公民力量，不认识到民间的创造力，乃至排斥、敌视公民力量、公民自治组织，那么，任何“模式”都是短命的。而这样的教训，也并非只有重庆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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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上所述，针对“王立军事件”影响“恶劣”，还应该深刻反思的，是产生它的肥沃土壤。那是对民众知情权的漠视，对信息的无理垄断与封锁；是现体制公信力特别是司法公信力的溃败；是文革遗毒至今还远未肃清——虽然中共的“历史决议”彻底否定了文革，但文革至今还是学术“禁区”，文革档案至今不予开放，文革元凶仍未给予应有的历史定位，文革的思想和政治制度根源远未清算；是公权不受有效制约的我行我素、挥霍浪费；是几年来法治进程的倒退和政治改革的停滞；是对公民力量的恐惧、敌视和非法打压；是对人类文明潮流的偏离乃至悖逆。
所以，南方报系著名记者笑蜀认为，虽然此次高层的处理决定意义重大，但是“重庆模式”的社会基础没倒，所代表的传统意识形态没倒。而香港科技大学社科部丁学良教授在接受BBC采访时更警告，还要警惕所谓的新左派们提出用更左的极端政策手段解决中国社会矛盾冲突的可能性。
也因此，温家宝答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提问时所说的，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确实具有长远的警醒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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